有一回在云南的家里，半夜突發地震，龔琳娜家里的玻璃都被震碎了。

鄰居驚慌失措地沖到外面。她也拿了一張被子，搬到家外面的草地上，躺下來。

她好像沒有對死亡的恐懼，她唯一的遺憾是歌還沒有唱完。

龔琳娜的人生由音樂織就，她的愛情好像也是。某種程度上，她好像只有音樂。

除此以外，她說自己很多東西都不懂，需要依賴別人。但也是音樂，讓她意識到，她可以自己一個人，就這樣活著。

龔琳娜，撕下「神曲女王」的標簽，50歲，她開始真正的叛逆期。

2024年10月，龔琳娜與老鑼結束了為期20年的婚姻。他們的婚姻擁有許多果實：兩個可愛的男孩，音樂，以及一段神仙眷侶般的故事。

為紀念愛情的結束，他們舉辦了一場告別party。

當年參加婚禮的朋友也到了現場——20年前，一對50多歲的夫婦帶著6個月大的孩子來；如今孩子長到20歲，領著70多歲的父母來到這里。

Party上龔琳娜唱起老鑼寫給她的第一首歌《自由鳥》。相比起第一次唱《自由鳥》，龔琳娜有了截然不同的感受。老鑼坐在一旁，調試他的巴伐利亞琴，琴比原來更大，調也更低沉了。

原來是渴望，現在是經歷過，發現原來人生是有缺憾，自由也要付出很多代價，但我們還得彼此往前走，我可以做到更自在。

這一儀式，為龔琳娜與老鑼的婚姻畫上圓滿的句號。他們的緣分始于音樂，也終于音樂。

龔琳娜與老鑼在分手party上合唱《自由鳥》。（圖/龔琳娜微博截圖）

如果用時間和空間來衡量，告別愛人需要花多大的勇氣和善意？

可能是「90天，長城兩端的距離」。

1988年，藝術家戀人瑪麗娜·阿布拉莫維奇和烏雷分別從長城的西端和東端走向彼此，本意是在中心舉辦結婚慶典。最終他們花了三個月的時間，在陜西神木二郎山相遇。

但與預期不同的是：在終點，兩人相擁后告別，各奔東西，踏上不同的路。這就是被譽為行為藝術經典之作的《戀人：長城漫步》。

也可能是3年間，中德兩國8000多公里的地理距離。在那對藝術家戀人的故事當中，龔琳娜似乎瞥見了她與老鑼的關系。

大家走在路上，到了某個交會處突然發現要的東西不一樣了，沒有對錯，只是每個人的選擇不同。

龔琳娜也許是晚熟的，她經歷了好幾次生長期。20多歲時，她從媽媽那里「精神斷奶」，老鑼幫助她走出繭房。

5年前，她與老鑼因為疫情分居兩地，這個契機讓她開始思索藝術的獨立與自由，也慢慢地，發現自己不再需要依賴外在的人與事。她想從老鑼這里「精神斷奶」，將創作音樂的主導權拿回到自己身上。

婚姻與自由向來難做方程式。

就如2008年的電影《革命之路》，還有2019年的電影《婚姻故事》，看似琴瑟和諧的婚姻，有可能會戛然而止，它們讓人看到了愛情的枯萎隱藏在生活的朝夕，而一旦選擇直面虛空、麻木和孤獨的人生，破釜沉舟，需要拿出革命般的勇氣。

龔琳娜曾問過自己，最初愛上的是老鑼還是他的音樂。她重新翻開自傳《自由女人》，看到自己與老鑼攜手走過的12年心路歷程，她更確認愛上的是老鑼這個人。

遇見老鑼是在2002年的一次即興音樂會上。在外人看來，龔琳娜是站在晚會舞臺上、光鮮亮麗的歌唱家。而老鑼像那個戳穿「國王的新衣」的孩子，以完全不同的音樂表達方式刺到了她心底最軟弱的地方。

龔琳娜母子三人在彩虹農場。（圖/受訪者提供）

她從小在母親細致入微的照料下成長，也在母親的期待中寫就天之驕女的劇本：

5歲登臺表演，12歲隨中國兒童中心少兒藝術團赴法國演出，16歲考上了中國音樂學院附中，一路被保送進入聲樂系，大學畢業后又順利地進入了中央民族樂團，25歲榮獲了青歌賽專業組民歌唱法銀獎。

在《自由女人》當中，龔琳娜提到2002年一次在萬人廣場的假唱，她感覺對不起聽眾，他們的眼神像萬箭刺穿自己，那時她像「突然被懸吊在高臺，雙足不著地」的提線木偶。

那一階段的她，寧愿面臨未知的恐懼，也不愿日復一日踏入平淡無奇的名利河流。無論從音樂藝術的自由追求上，還是在生命的方向上，他給她打開了一扇新的大門。

那時的我，從身到心，都好像被困在一個繭里。他帶我走出這個繭，給了我全新的生命態度。

龔琳娜在《經典詠流傳》節目中伴著編鐘演唱《上下求索》。（圖/受訪者提供）

遇見老鑼后，她從體制內歌唱家這條主流道路出走，掙脫母親和外界的期盼是她踏出的第一步冒險。

如同她鮮有的蹦極體驗——往下跳的那一瞬間，她在恐慌中體驗著失控的快感，挑戰無底的未知。

我要自己走新的路，哪怕頭破血流，也要試著，撞開那扇屬于自己的大門。

時隔十多年后，在三亞，同樣是極限運動體驗，她有了截然不同的心境——她、老鑼和朋友一起出海，其他人都下海游泳，她心一橫，閉上眼也跳進海里。

在海天茫茫、望不到岸和人的時刻，她又一次心生恐懼，幸好朋友從船上扔來救生圈。逆流而上的龔琳娜才意識到，以后未必會有救生圈，要靠自己。

他們無數次被貼上了「神仙眷侶」的標簽，直到后來，她在西雙版納的植物園里看到一棵巨大的樹，它身上纏滿了藤，但它的心全部空了。

她突然明白，如果藤把樹纏得太緊，樹會死，藤也會死，真正健康的愛，是兩棵平行生長的樹，絕不是互相依賴和纏繞。

疫情期間，他們分隔兩地。這樣的空間距離，恰好將他們漸漸疏遠的關系清晰地攤開在她面前。在云南大理，她一個人住在半山腰的房子里，每一個漫長的黑夜都是她的獨立演練。

她學會面對一個人的孤獨和恐懼，讀書、練琴、采風。原本老鑼替她包攬的事情，比如開車、做飯、澆花、種菜、燒壁爐、買衣服……她都學會了。而且她突然發現，一個人生活挺好的，離了誰她都能活。

龔琳娜在大理擁有了一個人面對生活的勇氣。（圖/受訪者提供）

龔琳娜有一首歌叫作《比翼鳥》，她時常覺得自己跟老鑼就像那對比翼鳥，身體連在一起，心也連在一起，翅膀并在一起，但總有一個想往這邊、另一個想往那邊的時候，以往可能是相互壓制和服從，但此刻的龔琳娜覺得，自己更愿意和老鑼各自當「自歌自舞」的鳳凰。

當老鑼逐漸在生活中替代了她媽媽的角色，會像她媽媽一樣說龔琳娜「不需要她了」時，她愈發覺得愛情的果實開始變質。在分隔兩地時，老鑼似乎更早地面對兩人分開的事實。

龔琳娜在即將出版的自傳《做自己 不忐忑》中提到了分手的時刻。2020年，龔琳娜收到老鑼的分手信，信里說的那句話也證實了兩人關系走到了盡頭——「我愛你，但我不是你的」。老鑼告知她，自己已有了別人陪伴。

那是一段痛苦難熬的時間。龔琳娜幾乎走訪了身邊所有朋友，她忍不住問他們關于婚姻和愛情的看法。她發現，人們其實都相似。

有的家庭選擇容忍，維持長久的關系，但這時她開始思考世俗婚戀觀念：為什么我們總要相信必須長久才是幸福的，為什么一定要白頭偕老才是幸福婚姻的模板？

在龔琳娜的人生信條里，忠于自己和理想更重要，「當愛情的果實壞掉的時候，你必須及時清理和做手術，沒有辦法，要不然只剩下一地雞毛。」

離開老鑼，龔琳娜開始重新審視自己與外界的關系。回看當時擺脫母親束縛的叛逆之路，她又有了新的體悟。

龔琳娜與母親的關系，照見了很多母女關系的影子。母親將人生的期待寄托在她身上，陪著龔琳娜到處演出，包辦了她生活上的大小瑣事，也會毫不留情地評價她的穿衣打扮和容貌。老鑼的出現，令母女兩人之間的隔閡更具體地顯現。

從小到大，都是母親陪伴龔琳娜到各地演出。（圖/受訪者提供）

婚姻結束后，龔琳娜將事實對母親和盤托出，母親又說「早就猜到了」之類的掃興話。她認為母親不能插手自己的情感，她得自己去面對和處理，哪怕是壞的結果：

即使老鑼傷害了我，我也不希望十幾年的感情被全盤否定，不希望婚姻的裂痕成為我們母女之間證明對錯的依據。

她發現，與母親建立了邊界，不再有過于糾纏的情感羈絆之后，母親也有明顯的變化。母親開始將生活重心回歸到自己身上，母女關系反而變得更柔軟和松弛了。

以前她從不向母親撒嬌，可現在她發現，撒嬌這招很好使，母親會立刻卸下防備。

有一回父親生病住院了，父母卻沒有告訴她，不想給她添麻煩。龔琳娜知道這事后，對和父母的關系有了新的理解：

那一瞬間我突然覺得，難道要讓他們認同我才是父母的支持？

然而，父母最大的支持就是希望我好。他們默默地把自己的痛苦藏起來，默默關心我。

原來我根本沒有看到這個維度，我一直都向他們索取認同——

你們怎么不理解我？

龔琳娜與母親之間有了更加柔軟的、互相尊重的關系。（圖/受訪者提供）

成為母親，讓龔琳娜懂得了尊重獨立的成長個體。兒子很早掌握了獨立生活的能力。當兩地分隔，龔琳娜對于兒子很自責時，大兒子海酷反而寬慰她：

媽媽，我小時候你都在，現在我都長大了，你好好唱歌，沒關系。

當她后來直面與老鑼的婚姻裂痕時，海酷挽著她的手陪她到森林散步，在一旁看著她流淚，海酷選擇做她無聲的陪伴者。

小兒子雅酷則是轉移她的注意力，說：「媽媽，我們一起包包子吧」。

龔琳娜與兩個兒子的合照。（圖/受訪者提供）

疫情讓許多事陸續停擺。也就是在這時，龔琳娜開始思考不依賴所有的外在關系。她在大理的山腰上面對著最深刻的恐懼——孤獨。

她逐漸覺得「人是不斷豐滿自己的過程，他一定得是獨立的個體」。

近些年，龔琳娜身邊很多長輩相繼離世了，她總會點一支蠟燭，給他們上香。

她逐漸覺得人終將面對所有情感羈絆的消失。哪怕是和那段時間在院子里陪伴她度過最孤獨時光的貓妙妙，她也覺得需要保持適度的距離。

妙妙曾經陪伴龔琳娜度過在云南大理的日子。（圖/龔琳娜微博截圖）

妙妙小時候特別淘氣，不準人碰它，否則就撓你。我不愛擼貓，不想把它當玩具。

妙妙一直都很獨立，我不在家它就待在大自然里。

我們有種默契，各自都做著自己，又懂得對方。距離產生美的關系。

那段時間她的微博內容總是「妙妙又來陪我啦」「蜘蛛也是我的朋友啊」。后來，她真把蜘蛛當朋友了，還跟它說話，因為家里沒人可以說話。

有一次，半夜突發地震，她家里的玻璃都被震碎了。鄰居都驚慌失措地沖到外面。她發現有的人拖著被子，就像逃難一樣，有的人就這樣睡在了街邊的地板上。她也拿了一張被子，搬到家外面的草地上，躺下來。

當我安靜下來，地板的震動就像按摩一樣，我的恐懼也漸漸消散了。

在那時，一個念頭一閃而過，她想著要是天塌下來，自己離開也不害怕，唯一遺憾的就是覺得「我還有歌沒唱完呢」。

在武漢琴臺音樂廳，我們見到了龔琳娜。她正在為「行走的聲音」國風音樂會做準備。一如想象般，她的精神頭十足。

下午，她領著武漢童聲合唱團的小朋友一同彩排，有的小孩比較好動頑皮，開小差說悄悄話，彩排效果不夠好，重來了好幾遍。龔琳娜忍不住停下來，語重心長地跟他們說：

這就是我們的戰場，我們得好好站在那，才能對得起臺下的聽眾。

龔琳娜在武漢國風音樂會現場與童聲合唱團一起合唱。（圖/受訪者提供）

原以為這是一場正襟危坐的國風音樂會，但第二天的現場情景超乎我們想象。

龔琳娜在臺上與樂隊合作表演，將她近些年來到各地采風學到的民歌帶到現場。尤其是上半場「對歌」環節，她唱一句，臺下觀眾就對一句。

她還鼓勵大家站起來一起唱歌，觀眾似乎都成為了合唱團的孩子，跟著哼哼哈哈。唱到維吾爾族的民歌，她興奮地在臺上載歌載舞。這與其說是一場音樂會，不如說是一場民歌狂歡live。

龔琳娜身上為什么會有如此巨大的能量？

她傳授了幾個發音的竅門，用「學牛叫」和「學雞叫」這種有趣的方式示范唱歌的發聲技巧。

她談到每個人的身體都是樂器，又一直強調唱歌需要純粹發聲，越恐懼自己會破音，收斂著聲音，越容易讓聲音沒有力量。

我發現音樂真的會治愈人，打開人。

好的藝術都是打開我們的心扉的，它要直擊人心。

她唱歌的能量也許來源于一以貫之的生命力。

一匹馬把它拘在那不讓它跑，每天給它吃很多草，也是沒有用的。

因為能不能吃上飯，無法抵消我對爽的渴望。

如果我真的沒法靠唱歌養活自己，我就是去賣蔥賣蒜，也會唱著吆喝。

龔琳娜在武漢國風音樂會現場跳起了舞。（圖/受訪者提供）

龔琳娜身上最顯著的標簽是「神曲女王」，但早在《忐忑》爆火之前，她就一直在中國新藝術音樂道路上探索。面對嘩眾取寵的爭議，一路關心她的朋友常常會替她打抱不平：

你和老鑼做過那么多那么好的古詩詞音樂，可是大家一點兒也不了解，他們只知道「神曲」。

被娛樂化解讀了15年后，越來越多聽眾理解《忐忑》的藝術性，品味到融合中國戲曲不同聲腔的實驗性。

看到這些遲到的認可，龔琳娜覺得已經不再重要了，她反而感激《忐忑》帶來的「一地驚雷」，讓全民參與「玩」這首歌，才激發了它的創造力和生命力。

我并不覺得藝術就是高高在上，不用這么嚴肅，我很喜歡戲謔的幽默。

我不該再想，我到底是「高雅女聲」還是「神曲女王」，如何才能改變別人對我的看法。

我要做的，只是專心專意地唱歌。

龔琳娜如今學會了從忐忑到不忐忑。（圖/受訪者提供）

當神曲已經更迭到倍速時代，龔琳娜還是一直扎根在漢族音樂上，在文人筆墨當中汲取音樂養分，也常常去各地采風，學民歌和戲曲。她發現，從土地里生長出來的聲音，才有鮮活的生命力。

在云南怒江的老姆登村，她認識了一對夫妻，他們在自家二樓打了一個小涼臺，喊白天采完茶、種完地的村民，晚上到他們這兒吹拉彈唱。因為他們覺得，人口僅有三萬的怒族人，如果不唱自己的民歌，可能都要被遺忘了。

即便不出門，在大理的家里待著，她也有意外的發現。到她家裝修的工人是當地的白族人，他們會一邊做著手頭的活兒，一邊在微信群里你一句、我一句地對歌。

我原來還以為大家不在山上對歌了，但只要勞動很辛苦，他們也會在微信群里打情罵俏地對歌，真好玩！

龔琳娜近些年到各地采風。（圖/受訪者提供）

這幾年在大理山上回歸自然節律，日出而起、日落而息的生活，時常讓她覺得，唱歌就是她與生俱來的綻放方式，一旦內心有糾結不安的情緒，唱歌就是最自然的出路——

就像一株月見草，本來就要開放；也如同夜晚開窗，一束月光照在她肚子上，就是「床前明月光」。

當坦然接納生命的各種盲盒后，她不再執著于探索「自由」之路，而是收獲了「自在」的狀態：

上午去鄰居家打太極拳，晚上去菜地里撿菜，給自己做飯，飯后去散步，路過操場，對著月 亮跳舞也好，背歌詞也好，她把操場當成一個人的舞臺，可以沒有聽眾——

完美的一天，就這么過去了。

本文轉載自新周刊（ID：new-weekly）。《新周刊》創刊于1996年8月18日，以「中國最新銳的生活方式周刊」為定位，20多年來用新銳態度測量時代體溫。從雜志到新媒體，《新周刊》繼續尋找你我共同的痛點、淚點與笑點。關注新周刊微信公眾號，與你一起有態度地生活。官方微博@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