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有抗戰題材的佳作上映，便容易引發一些情緒。比如最近看到一些短視頻，有的小朋友觀影后哭著說，“要把日本人都殺了！”一旁的家長滿臉欣慰地鼓勵她，“現在知道日本人有多壞了吧”。還有一些看完電影后回去把什么日漫、手辦之類的毀掉，以明決心。

這種心懷樸素正義的或許精神可嘉。但我覺得，如果借影視劇作品，把愛和恨的指向變得更加具體，引導孩子思考善惡的成因，遠比抽象地愛或恨某個國家和民族更有意義。

愛得抽象，很多糟粕可能在愛的光環下混進來。

比如我們常常強調熱愛傳統文化，在傳統文化這個宏大抽象的命題下，需要辨析的是，哪些是瑰寶，哪些是糟粕，哪些需要改進，哪些需要揚棄。裹小腳、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算是“傳統”，可這些腐朽的東西跟現代社會的自由、人本精神相悖，我們就要讓孩子明白這些是糟粕。我們知道書畫、曲藝這些藝術形式是精華，需要傳承和學習，但也不能固步自封不做發展和創新。我們知道《弟子規》這種文本是倡導愚忠愚孝，《二十四孝》里一多半的故事簡直反智，什么“郭巨埋兒”“臥冰求鯉”堪稱頂級PUA，那么就要把這些東西扔掉，讓孩子讀點《三字經》《千字文》之類的讀物，再大點就回去讀讀儒道墨幾家的經典文本，還要學會辨析微言大義里的故事語境，而不是當成不容置疑的權威。

在“傳統文化”這個筐里，雜七雜八裝了一大堆良莠不齊的東西，別急著讓孩子嗷嗷地喊著愛傳統、繼承傳統，在不明白文化細分項的情況下，給孩子灌輸老祖宗的東西就是好，就是好呀就是好，容易讓熱愛孳生失去理智的狂熱。

恨得抽象，很多美好可能在恨的情緒里被丟掉。

我們在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之際，反思法西斯的暴行，銘記歷史當然是我們的責任。但我們如果因此在教育中抽象地恨某個民族或者國家，把軍國主義的暴行，歸結為某個民族不可改變的基因，平等地仇恨某個民族所有人、所有產品，或許又有過激之嫌。看到日本軍國主義的暴行，每個有良知的人都會生出憤怒和悲傷。接下來應該做的是，思考為什么軍國主義、法西斯主義會出現，一戰后德國在何種因素下，導致民眾的極右轉向。日本軍部里的右翼勢力，為什么會壓制內閣中的理性聲音。這些瘋狂勢力的崛起，有特定的歷史原因和諸多因素，也是民族國家在現代化轉型、國際關系重構過程中的教訓。

銘記、緬懷、思考，讓我們能避免悲劇的再次發生。對于日本軍國主義，乃至日本國內極少部分為軍國主義招魂的人，國人應當仇恨。可是軍國主義早已被日本的主流思想清除，絕大多數日本人都是經歷過現代文明洗禮后、愛好和平的人。歷史上的侵略者，能否代表今天的日本當局；極少數右翼勢力，能否代表多樣化的日本民眾；我們對日本侵略者暴行的仇恨，是否要以同態復仇的方式還施彼身才算快慰，我們無辜的老幼婦孺慘遭屠戮，在經歷東京審判、邦交正常化多年之后，我們是否還需要以強烈但抽象的仇恨來表達傷痛。

我不知道答案。但我總覺得這樣抽象的仇恨，不僅無助于解決問題，還可能造成復仇的偏離。剛剛過去一年的蘇州校車傷人事件中，揮刀者是愚蠢的懦夫，烈士胡友平是真正的英雄。她沒有被抽象的仇恨蒙蔽雙眼，反而勇敢地用生命保護了那些異邦的孩童。她面對的是校車內鮮活的幼小生命，孩子無辜。

也別急著下論斷，宣稱日本的文化必然滋生某種思想。日本的文化本來就是多元復雜的，那本著名的《菊與刀》在今天看來，已經有失偏頗，我更不敢從粗淺的旅行、閱讀和新聞中去總結什么日本文化，更不敢說日本文化會導致什么必然后果。不必刻舟求劍，就像我們反對一些西方人以為我們還留著辮子，我們也應該用發展的眼光來看待世界。

恨的情緒不會消失，但要恨得具體。先做點研究，當年鼓動和實踐侵華的日本人到底有哪些，哪些沒有遭到審判，日本國內現在有哪些言論為軍國主義招魂（有，但極少），日本民眾的主流心態究竟為何？以我的經驗，越了解對方，那些抽象的仇恨就越少，就越明白要仇恨哪些具體的觀念和勢力，警惕哪些思潮。而不是一棍子打死所有。

愛與恨，都要具體，越具體，就越有人性；越有人性，越能生出真正的善良與智慧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