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eSin

還是想稱呼這個匈牙利導演的名字為伊爾迪科·埃涅迪。

現在比較流行的譯法茵葉蒂，有望文生音的問題。

所以，先叫她埃涅迪。

最近在威尼斯電影節，埃涅迪執導的《沉默的朋友》，被認為是有機會沖擊金獅獎。

如果成功，這會是梁朝偉第四次參演金獅獎作品。之前有《悲情城市》《三輪車夫》《色，戒》，梁朝偉自己也得過威尼斯的終身成就獎，堪稱威尼斯福星。

《沉默的朋友》

大家對伊爾迪科·埃涅迪不熟悉，今天想聊聊這個人。重點也不是談作品，而是這個人本身。

埃涅迪之前得過金熊獎，也就是2017年的《肉與靈》。

《肉與靈》

得獎歸來，在隨后的媒體采訪中，她不期然地觸及到了一個政治話題。

有一家德國電臺采訪她，問到影片中一個涉及輕微腐敗的場景時，她回應說，她為匈牙利的政治狀況感到羞恥，特別是民主制衡機制被系統性瓦解這樣一個現狀。

這番言論立即在匈牙利國內引發了一場政治風暴。

支持政府這一邊的媒體和政客迅速抓住這一點，將埃涅迪描繪成對國家忘恩負義的背叛行為。執政黨青民盟的歐洲議會議員陶馬什·多伊奇在Facebook上公開嘲諷她，說她既然接受了國家資助拍電影，為什么還說這種話？

另一個親政府的陶馬什·蘭奇指責她「反咬喂食之手」。這種把她塑造成一個忘恩負義叛徒的說辭，是匈牙利官方敘事中用來攻擊知識分子的常用手法。

后來在布達佩斯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埃涅迪做出了回應。她說自己說話的方式可能有點不妥，但是一點不后悔所說的內容。

還有一件事，是2020年，匈牙利政府頒布法令，將國立戲劇與電影藝術大學（SZFE）的管理權，移交給一個由政府控制的私人基金會。匈牙利國內普遍認為這是對學術自治的致命一擊，由此引發了大規模的學生和教職員工抗議。

作為該校備受尊敬的教授，埃涅迪雖然沒有親身參與學生們對校園的封鎖，但她提供了道義支持。她寫了一封公開信，譴責匈牙利教育部人為制造管理危機，也就是拒絕任命校長，再借口解決這個危機，強行改組大學。這封公開信在示威活動上被宣讀。

接下來，埃涅迪和其他21名教師共同宣布，他們將不在新的領導層下開設新課程，理由是大學自治的缺失，使得教學自由無法保障。之后她繼續支持師生們成立的獨立組織「自由SZFE協會」，還持續公開批評新的大學領導層，將舊體制下培養的學生成就歸為己有。

埃涅迪最常常被攻擊的一個點，就是她拍電影用的資金是來自國家扶持。

另一個常常批評匈牙利政府的貝拉·塔爾，也面臨過一樣的非議。這種邏輯相當于是說，接受國家資助，就使藝術家對國家負有虧欠，因此就有忠誠的義務，不得批評國家。

不過在他們看來，這種論調不值一駁。因為國家電影基金的資金，并非來自政府或官員的恩賜，而是源自納稅人的錢，主要來源是彩票收入。因此，接受資助并不意味著需要對政府效忠。她將自己的角色比作醫生，醫生宣誓是為了救死扶傷，而她宣誓是為了拍電影，無論執政者是誰。換言之，創作有意義的藝術，敢于批評權力，才是對納稅人的回報。

她的這個立場不僅僅是在為自己辯護，更是關于公共資金性質和藝術家在民主社會中角色的一份政治聲明。

對于外界對東歐導演的某種傾向明確的期待，埃涅迪也表示拒絕。

她認為自己是一位歐洲電影人，那種從未言明的期望，也就是東歐導演應該展現極端的作者姿態，或者應該處理沉重的歷史和社會議題，在她看來同樣構成對創作的束縛。她更愿意選擇將電影背景設在巴黎或運用歐洲文化原型，從而和更廣泛的歐洲文化遺產進行對話。

我們可以倒回去說下埃涅迪的家庭背景，她出生于布達佩斯的知識分子家庭。她的父親是著名的地理學家和院士。她的丈夫是德國作家、文學史家、翻譯家威廉·德羅斯特。他們有兩個孩子，同時生活在匈牙利和德國。

關于埃涅迪和丈夫相識的故事，是一個經常被提到的故事。1989年，埃涅迪在漢堡拍攝她的首部電影《我的二十世紀》時，兩人相遇了，見面的當天，就決定要在一起生活。

這個故事和埃涅迪后來的電影《我妻子的故事》中的情節，有驚人的相似之處，也算是生活種的一絲傳奇色彩。

《我妻子的故事》

埃涅迪有一個孩子剛生下來就夭折了。她說，在那之前，幾乎感覺自己是刀槍不入的，但這場悲劇給她留下了非常嚴重的創傷。這件事，或許為我們理解她作品中，總是反復出現的脆弱和同情主題，提供了一個悲傷的注腳。

埃涅迪的藝術生涯，開始于著名的貝拉·巴拉茲工作室，這是社會主義時期匈牙利實驗電影的搖籃。

更重要的是，她自豪地將自己視為前衛藝術家和思想家米克洛什·厄爾德利的學生。這種聯系，可以解釋她電影中常見的哲學深度，還有為什么常被貼上魔幻現實主義標簽。

在匈牙利國內，埃涅迪常被視為「失落的一代」導演的代表人物，他們的職業生涯在1989年政權更迭后因電影產業的混亂而中斷。埃涅迪算運氣好的，她1989年獲得了戛納的金攝影機獎，之后在九十年代，她可以在國際資金的支持下，以一定頻率展開創作。

1999年的《魔術師西蒙的愛情》之后，埃涅迪中斷電影創作長達十八年。

《魔術師西蒙的愛情》

用埃涅迪的話說，她落入了一個外國制片人的魔爪，不僅耽誤了創作，并嚴重影響了自己的生活，一度需要接受抑郁癥治療。

大致的經過是，在2000年代初，埃涅迪獲得了匈牙利著名作家米蘭·福斯特同名小說《我妻子的故事》的電影改編權。她為這個項目傾注了巨大熱情。由于小說的時代背景和跨國敘事，項目的預算很高，需要國際融資。一位德國制片人拿下了項目的開發權，承諾會為這部電影籌集到所需的資金。然而，在接下來的近十年時間里，事情陷入了僵局。

這位德國制片人年復一年地向埃涅迪保證資金即將到位，但融資始終沒有成功。項目被無休止地拖延。由于雙方簽訂了合作協議，埃涅迪被「困住」了。只要合約有效，她就無法將這個項目帶走，去尋找其他更可靠的合作伙伴。

所以埃涅迪說自己的這段經歷如同被囚禁。

經過十年的拉扯和等待，埃涅迪才設法從這個失敗的合作關系中解脫出來，重新獲得了對自己項目的控制權。

在經歷了這次巨大的創傷后，她決定轉向，不再執著于那個宏大而復雜的項目，而是選擇創作一個規模更小、更個人化、可以在匈牙利本土獨立完成的故事。

也就是《肉與靈》。這部電影預算不高，拍攝周期短，完全在她的掌控之中。她曾說，創作《肉與靈》的過程對她而言是一次康復和療愈，讓她重新找回了拍電影的純粹樂趣。

《肉與靈》

誰也沒想到，《肉與靈》在2017年獲得了柏林電影節金熊獎，并入圍奧斯卡最佳外語片。這次巨大的成功，反過來為埃涅迪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聲譽和資源，幫助她重啟《我妻子的故事》。

這部電影后來由蕾雅·賽杜主演，入圍了2021年的戛納電影節。

埃涅迪是不是女權主義者？

她有一篇采訪的標題是，如果有incel男性運動，那我就會成為女權主義者。

所以她或許不能算今天標準意義上的女權主義者。

她說，《我妻子的故事》是對父權制的溫柔告別，但同時也是對男性的致敬，她希望促進性別之間的對話。

《我妻子的故事》

對了，有一個小八卦。

埃涅迪是《最后生還者》的忠實粉絲，非常希望自己有機會能執導HBO改編劇集中的一集。2021年柏林電影節，埃涅迪是評委會成員，她碰到了波斯尼亞導演亞斯米拉·日巴尼奇。日巴尼奇執導了《最后生還者》第一季中的某一集，當時第一季還沒有殺青，埃涅迪就請求日巴尼奇，找劇集制作人克雷格·麥辛替自己說說好話，代為推薦一下。可惜這事沒有下文，《最后生還者》第二季口碑塌方，如果之前真的請了埃涅迪，不知會不會好些？

所以埃涅迪是怎樣一個人呢？

一方面她是典型的歐洲精英知識分子，一方面也關注大眾文化。她批評政治，維護自己的藝術完整性，但并不甘愿受到刻板話語的束縛，重要的是找到符合自己本心的表達。她二十年如一日，推進困難項目的完成，雖然有軟弱的一面，受到嚴重創傷，但終究她實現了自己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