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約旦兒童電影節上，國內兒童影片給我們帶來了驚喜。鄭運昌執導的《我和奶奶》榮獲“評審團最佳故事片獎”，馬蘭花執導的《別把作文當回事兒》榮獲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頒發的兒童權利特別獎。

兒童電影是一類電影題材，以兒童為主角，以兒童成長為聚焦點，以兒童和關注兒童成長的人群為預設觀眾。兒童關乎國家和社會發展的未來，因而兒童電影的性質變得較為特殊，銜接公民素養教育，直面社會未來的發展。所以，對“愛”與“美”的歌頌與呵護，對“健康成長”的關切，貫穿著兒童電影發展的始終。

革命話語下的浪漫抒懷

1949年以來，兒童電影的發展備受社會的重視。1949年12月，上海昆侖影業公司發行上映了趙明、嚴恭執導，陽翰笙任編劇的《三毛流浪記》。影片改編自張樂平的同名漫畫，以流浪于上海灘十里洋場的三毛為主角，控訴時代大變革來臨之前的階層對立和社會不公。對流浪兒童三毛的關切與同情，寄予了保障人民生存、呼喚公平正義的人道主義理想。

到20世紀五六十年代，兒童電影對“愛”和“成長”的表現，被安置于如火如荼的革命話語之下。電影的主人公不再被動地忍受饑寒，等待救世主的降臨，而是積極參與到時代與社會的變革中來，努力成長為革命事業的優秀接班人。《雞毛信》《紅孩子》《小兵張嘎》《閃閃的紅星》，海娃、蘇保、張嘎、潘冬子，一個個疾惡如仇、理想堅定的“紅孩子”伴隨著“準備好了嗎，時刻準備著”“紅星照我去戰斗”的旋律茁壯成長。這時期的兒童電影不僅有氣貫長虹的革命激情，更有嘎子那樣活潑淘氣的“頑劣”個性，也有“小小竹排江中游，巍巍青山兩岸走”的浪漫抒懷。

與同一時代的其他類型影片相比，兒童電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松弛現實主義的美學要求，富于想象和幻想的“非現實”情節允許在兒童電影中表現。1963年楊小仲導演的《寶葫蘆的秘密》，1964年謝添、陳方千導演的《小鈴鐺》以寶葫蘆和木偶構建起瑰麗的想象世界。在這個世界里，寶葫蘆可以化解現實生活中的種種“麻煩”，木偶可以照見小朋友行為的“失范”。雖然，“寶葫蘆”的不勞而獲與走捷徑，必須被否定和批評，但與木偶“小鈴鐺”所串聯的五彩斑斕的戲劇世界一道，都代表了小朋友心中純真的困惑與真摯的感動。

回歸個體治愈的人性美感

20世紀八九十年代，個體的價值和個性的美感被重新發現與張揚。兒童電影回歸人的個性，發掘人性的價值。“愛”與“成長”成為具有普遍性的自由追求。

1982年石曉華導演的《泉水叮咚》，講述了退休教師陶奶奶義務開辦幼兒園的故事。“發揮余熱”與護育“祖國花朵”的設定，切合那個時代對傷痕的反思與對未來的樂觀。1988年《霹靂貝貝》風靡一時，繼承了在瑰麗的想象世界中構建童真童趣的風格，而且還為想象披上了科幻的外衣。影片將外星人的超能力與地球小孩嫁接在一處，創造了會發電的貝貝形象。1990年尹力導演《我的九月》也是在時代大事件中講述成長的故事。影片以北京亞運會為背景，主人公安小軍克服種種困難，如愿參加亞運會開幕式演出。昂揚的生命基調，彌散于這一時期的兒童電影。

20世紀八九十年代還是獨生子女成長的年代，家庭結構、教育觀念的變化所引起的各類問題逐漸進入兒童電影。1992年王君正執導的《天堂回信》直面獨生子女情感單一、教育觀念沖突的作品。尊重孩子天性的親情關愛和知識技能的習得的沖突，在晨晨、爺爺與媽媽的關系中被反復追問。同年，孫周導演的《心香》從不同視角表現社會和家庭結構變動下的獨生子女情感問題。祖孫之間奇妙的血脈共鳴，彌合了父母離異給京京帶來的情感變動。人與人之間的情感沖突和溫暖的和解，閃爍著柔和治愈的人性美感。

多元表達，直面社會問題

進入21世紀以來，大熒幕對兒童的關注更加現實和多元。一方面，全社會對兒童成長更加重視；另一方面，越來越多的兒童成長問題得到暴露，這些都促使兒童電影表現領域的擴大和思考深度的掘進。

2010年之前，留守兒童問題頻頻被搬上熒幕。其后，兒童電影討論的問題更加豐富。2012年曲江濤導演《孫子從美國來》，表現中國老人與美國小孩跨文化的沖突和理解。國際化，正是新世紀兒童成長所面臨的諸多新問題之一。2013年方剛亮執導的《我的影子在奔跑》，直面單親家庭的自閉癥兒童教養問題，是對特殊兒童群體成長問題的聚焦和放大。2017年周全導演《西小河的夏天》，借助“足球少年”的眼睛，觀察和應對成人世界的情感秘密。

2020年后的兒童電影還在不斷探索表達的多元。2020年張忠華導演《樹上有個好地方》，仍然探討評價孩子的標準問題，講述具有親和力的教師如何因勢利導、尊重、感化“頑皮”孩子的故事。非專業小演員杜旭光所扮演的“巴王超過”可圈可點，為影片大大增色。2020年白志強執導的《撥浪鼓咚咚響》在一段離奇的旅程中，設置兩個陌生人結成后天的“親情”，在荒謬的故事設定中推動心靈的慰藉。2022年劉江江導演的《人生大事》在更加荒誕的殯葬店設定中思考原生家庭的情感缺失與后天修復的問題。電影的表達方式給人足夠的驚喜。2023年王子川導演的《朱同在三年級丟失了超能力》，則將兒童無邪貪玩的天性，浪漫化為某種“超能力”；進入中年級的成長，以及學校教育對兒童天性的詢喚，被比喻為超能力的“丟失”，在戲謔和歡鬧的故事之下，隱含著一絲成長的憂傷。

被日常化和世俗化的“愛”和“成長”血肉飽滿，親情、理想、教育、尊重、成長、情感，等等，這些表達的主題構成了中國兒童電影的基本內容。變動的是時代對兒童塑造的具體要求，不變的則是對兒童承接未來的重視。《我和奶奶》《別把作文當回事兒》就是在這樣的維度上，分別從宏大主題和生活細微中構建故事線。這是兒童電影的使命，以文藝的形式熔鑄主宰未來的優秀靈魂。

（作者系三江學院新聞與傳播學院教師）

近日，在約旦兒童電影節上，國內兒童影片給我們帶來了驚喜。鄭運昌執導的《我和奶奶》榮獲“評審團最佳故事片獎”，馬蘭花執導的《別把作文當回事兒》榮獲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頒發的兒童權利特別獎。

兒童電影是一類電影題材，以兒童為主角，以兒童成長為聚焦點，以兒童和關注兒童成長的人群為預設觀眾。兒童關乎國家和社會發展的未來，因而兒童電影的性質變得較為特殊，銜接公民素養教育，直面社會未來的發展。所以，對“愛”與“美”的歌頌與呵護，對“健康成長”的關切，貫穿著兒童電影發展的始終。

革命話語下的浪漫抒懷

1949年以來，兒童電影的發展備受社會的重視。1949年12月，上海昆侖影業公司發行上映了趙明、嚴恭執導，陽翰笙任編劇的《三毛流浪記》。影片改編自張樂平的同名漫畫，以流浪于上海灘十里洋場的三毛為主角，控訴時代大變革來臨之前的階層對立和社會不公。對流浪兒童三毛的關切與同情，寄予了保障人民生存、呼喚公平正義的人道主義理想。

到20世紀五六十年代，兒童電影對“愛”和“成長”的表現，被安置于如火如荼的革命話語之下。電影的主人公不再被動地忍受饑寒，等待救世主的降臨，而是積極參與到時代與社會的變革中來，努力成長為革命事業的優秀接班人。《雞毛信》《紅孩子》《小兵張嘎》《閃閃的紅星》，海娃、蘇保、張嘎、潘冬子，一個個疾惡如仇、理想堅定的“紅孩子”伴隨著“準備好了嗎，時刻準備著”“紅星照我去戰斗”的旋律茁壯成長。這時期的兒童電影不僅有氣貫長虹的革命激情，更有嘎子那樣活潑淘氣的“頑劣”個性，也有“小小竹排江中游，巍巍青山兩岸走”的浪漫抒懷。

與同一時代的其他類型影片相比，兒童電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松弛現實主義的美學要求，富于想象和幻想的“非現實”情節允許在兒童電影中表現。1963年楊小仲導演的《寶葫蘆的秘密》，1964年謝添、陳方千導演的《小鈴鐺》以寶葫蘆和木偶構建起瑰麗的想象世界。在這個世界里，寶葫蘆可以化解現實生活中的種種“麻煩”，木偶可以照見小朋友行為的“失范”。雖然，“寶葫蘆”的不勞而獲與走捷徑，必須被否定和批評，但與木偶“小鈴鐺”所串聯的五彩斑斕的戲劇世界一道，都代表了小朋友心中純真的困惑與真摯的感動。

回歸個體治愈的人性美感

20世紀八九十年代，個體的價值和個性的美感被重新發現與張揚。兒童電影回歸人的個性，發掘人性的價值。“愛”與“成長”成為具有普遍性的自由追求。

1982年石曉華導演的《泉水叮咚》，講述了退休教師陶奶奶義務開辦幼兒園的故事。“發揮余熱”與護育“祖國花朵”的設定，切合那個時代對傷痕的反思與對未來的樂觀。1988年《霹靂貝貝》風靡一時，繼承了在瑰麗的想象世界中構建童真童趣的風格，而且還為想象披上了科幻的外衣。影片將外星人的超能力與地球小孩嫁接在一處，創造了會發電的貝貝形象。1990年尹力導演《我的九月》也是在時代大事件中講述成長的故事。影片以北京亞運會為背景，主人公安小軍克服種種困難，如愿參加亞運會開幕式演出。昂揚的生命基調，彌散于這一時期的兒童電影。

20世紀八九十年代還是獨生子女成長的年代，家庭結構、教育觀念的變化所引起的各類問題逐漸進入兒童電影。1992年王君正執導的《天堂回信》直面獨生子女情感單一、教育觀念沖突的作品。尊重孩子天性的親情關愛和知識技能的習得的沖突，在晨晨、爺爺與媽媽的關系中被反復追問。同年，孫周導演的《心香》從不同視角表現社會和家庭結構變動下的獨生子女情感問題。祖孫之間奇妙的血脈共鳴，彌合了父母離異給京京帶來的情感變動。人與人之間的情感沖突和溫暖的和解，閃爍著柔和治愈的人性美感。

多元表達，直面社會問題

進入21世紀以來，大熒幕對兒童的關注更加現實和多元。一方面，全社會對兒童成長更加重視；另一方面，越來越多的兒童成長問題得到暴露，這些都促使兒童電影表現領域的擴大和思考深度的掘進。

2010年之前，留守兒童問題頻頻被搬上熒幕。其后，兒童電影討論的問題更加豐富。2012年曲江濤導演《孫子從美國來》，表現中國老人與美國小孩跨文化的沖突和理解。國際化，正是新世紀兒童成長所面臨的諸多新問題之一。2013年方剛亮執導的《我的影子在奔跑》，直面單親家庭的自閉癥兒童教養問題，是對特殊兒童群體成長問題的聚焦和放大。2017年周全導演《西小河的夏天》，借助“足球少年”的眼睛，觀察和應對成人世界的情感秘密。

2020年后的兒童電影還在不斷探索表達的多元。2020年張忠華導演《樹上有個好地方》，仍然探討評價孩子的標準問題，講述具有親和力的教師如何因勢利導、尊重、感化“頑皮”孩子的故事。非專業小演員杜旭光所扮演的“巴王超過”可圈可點，為影片大大增色。2020年白志強執導的《撥浪鼓咚咚響》在一段離奇的旅程中，設置兩個陌生人結成后天的“親情”，在荒謬的故事設定中推動心靈的慰藉。2022年劉江江導演的《人生大事》在更加荒誕的殯葬店設定中思考原生家庭的情感缺失與后天修復的問題。電影的表達方式給人足夠的驚喜。2023年王子川導演的《朱同在三年級丟失了超能力》，則將兒童無邪貪玩的天性，浪漫化為某種“超能力”；進入中年級的成長，以及學校教育對兒童天性的詢喚，被比喻為超能力的“丟失”，在戲謔和歡鬧的故事之下，隱含著一絲成長的憂傷。

被日常化和世俗化的“愛”和“成長”血肉飽滿，親情、理想、教育、尊重、成長、情感，等等，這些表達的主題構成了中國兒童電影的基本內容。變動的是時代對兒童塑造的具體要求，不變的則是對兒童承接未來的重視。《我和奶奶》《別把作文當回事兒》就是在這樣的維度上，分別從宏大主題和生活細微中構建故事線。這是兒童電影的使命，以文藝的形式熔鑄主宰未來的優秀靈魂。

（作者系三江學院新聞與傳播學院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