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露思控訴經紀公司的微博。圖片來自趙露思本人微博“趙露思的微博”截圖。
自去年年底起，趙露思因身體狀況頻上熱搜，劇組暈倒、送入醫院搶救、無法行走、無法說話、記不住臺詞、軀體化嚴重……這些詞條與趙露思反復聯系在一起。趙露思的“路人緣”卻在與抑郁癥頻繁“捆綁”后受到沖擊，越來越多網友的態度從最初的同情逐漸轉為質疑，以至于熱議趙露思是否生病，是患癔癥（分離轉性障礙）還是抑郁癥，甚至以她“消費抑郁癥”為由質疑她。
趙露思的精神健康狀況究竟如何，當然靠的是事實，不是他人的猜測和推測。
一個由此浮現的問題是，如今為什么人們會以“消費抑郁癥”這個理由表示質疑？過去，一個人公開自己的精神類疾病經歷——無論用何種講述方式，無論患病程度如何——往往能得到其他人普遍的理解和同情。現在，是發生了什么變化？
近幾年，隨著互聯網的發展，以及大眾對精神類疾病認知的增加，越來越多公眾人物開始坦誠講述自己與精神疾病斗爭的經歷。從這一點看，精神類疾病患者的病恥感似乎在減弱，至少有越來越多人愿意在公開場合談論疾病。另一方面，“抑郁癥”標簽的濫用又讓人們警惕，“抑郁是塊磚，哪里需要哪里搬”“玉玉癥”“玉玉了”等戲謔語背后正是人們對這種標簽濫用的厭惡，尤其是對那些真正的患者來說，這種濫用反而成為他們正常表達自身疾病的阻礙，由此使得他們陷入更深的痛苦。
脫口秀演員小帕分享自己雙相情感障礙經歷。
那么，公眾人物公開自己的精神患病經歷與公眾認知有何種關系？人們在期待何種精神類疾病敘事？當抑郁癥再次因為娛樂話題成為焦點時，本篇文章將討論被納入公共討論的精神類疾病是如何在大眾文化圈層完成“破圈”的，以及影視劇等媒介從何種角度參與了這些敘事。
撰文｜帕孜麗婭
被想象的精神疾病
在人類歷史的漫漫長河中，作為健康反面的疾病始終與我們相隨，正如蘇珊·桑塔格所言，“每個降臨世間的人都擁有雙重公民身份，其一屬于健康王國，另一則屬于疾病王國?！比祟悓膊〉恼J知也一直在變化，這一點在精神類疾病中表現得尤為明顯。
不同于常見的生理類疾病，精神類疾病常常難以看到明顯的病灶，這種“不可見性”又使得精神類疾病具有“難理解性”。這些疾病常常以某種感覺的形式出現，但感覺又是很難共通的存在，就像男性很難真正理解女性的痛經一樣，健康的人也很難想象雙相情感障礙患者兩極化的情緒。精神類疾病患者可以用一些形象的比喻來表達自己的感受，但這些表述也只是給聽眾一個想象空間，不斷想象患者所經歷的一切。想象固然有助于我們理解，但難以涵蓋所有情況的想象有時反而會限制我們的感受，進而影響我們對這些疾病的認知。
盡管現代社會已經不會將精神類疾病視為“中邪”，更不會用“巫術”或其他儀式進行驅趕，但大部分人對這些疾病的了解依然停留在他人講述和媒介呈現中。比如，認為抑郁癥是一種活力喪失，表現為情緒低落、失眠、食欲減少、不愿出門；而雙相情感障礙則是又有抑郁期又有躁狂期、在兩種極端里反復掙扎的疾??；至于進食障礙，那就表現為暴食或厭食、消瘦、過度減肥；焦慮癥則是心慌、坐立難安甚至驚恐發作的代名詞。
韓劇《精神病房也會迎來清晨》（2023）劇照。
影視劇、綜藝甚至是社交平臺，共同形塑了我們對這些疾病的基本認知，但與此同時也使得我們將精神類疾病標簽化，對各個疾病形成了一些固定認知。于是，當有人表示自己患有某種精神疾病時，習慣性地代入這些固定認知，來反復觀察當事人與標簽是否一致。與標簽一致時，我們可能會表示同情，與標簽不同時，則忍不住懷疑疾病的真實性，怎么可能笑得這么開心，她是不是裝??？
這或許是精神類疾病的特殊之處。我們不會要求一個骨折病人拆開石膏或者拿出X光片子看看傷口是否符合我們對骨折的認知和想象，但精神類疾病的無法外顯使得患者時常陷入一種自證，或者證明自己真的生病了，或者證明自己雖然生病了但依然有學習和工作的能力。這種生理性疾病不需要經歷的困境，對諸多精神疾病患者來說可能是最常見的體驗。
羅伊·理查德·格林克曾指出，文化創造了“正?！?，于是有一部分人被歸為“不正常”，而精神疾病患者正是一群因為不符合“正常”標準而遭受種種污名化的“不正?！比巳?。顯然，在這樣的語境中，“正?！笔潜唤嫷?，我們建構了“正?！保沟昧硪徊糠秩恕安徽！?，但現實中，這些“不正?！钡娜后w可能既不符合“正常”的標準，又無法完全符合被建構的“不正常”標準，為了能夠被歸類，他們只能反復拿出自己“不正?！钡淖C據。
《誰都不正常：文化、偏見與精神疾病的污名》
作者：[美]羅伊·理查德·格林克
譯者：[德]韋凌
版本：中信出版集團2023年3月
僅從描述來看，這樣的情形顯得過于荒謬，但這可能真是精神類疾病的特殊性帶來的群體困境，無論是證明自己“真的生病了”，還是證明自己“真的痊愈了”，都是詭異卻真實發生的故事，這樣的窘境也使得許多患者難以感受本該存在的社會支持。
當然，在不少人看來，精神疾病患者的自證并不是大眾的認知缺乏造成的，而是那些濫用精神疾病特別是抑郁癥標簽的人帶來的。換言之，是標簽化的抑郁癥導致了真正的精神疾病患者陷入自證窘境。如果要解釋這個問題，可能首先要從被修辭化的抑郁癥說起。
“擴大化”的抑郁癥：
精神疾病作為一種修辭
正如前文提及，精神疾病的特殊性在于難以外顯，除了嚴重的發作期，大多精神疾病患者是可以看上去與“常人”無異，但抑郁癥會成為最容易濫用的標簽也與疾病本身的特質有關。
電影《丈夫得了抑郁癥》（2011）劇照。
抑郁癥的名字很容易讓人將其與情緒低落聯系在一起，而每個人都會有情緒低落的時候，因此，抑郁是最容易理解的一種情緒。相較于雙相情感障礙、進食障礙、精神分裂等疾病，抑郁癥的“偽裝”門檻更低，只要表現得興致不高甚至對著鏡頭哭泣，再填一些網上流行的量表，似乎就可以說自己抑郁了。而這種近乎“自我診斷”的抑郁癥，更像是某種展演，最終指向的是通過病人身份獲得一些特權的期待。
精神分析學中有個常見概念叫“繼發性獲益”，指病人利用疾病、癥狀操縱或影響他人，從而獲得實際利益。許多在網上或生活中自稱抑郁癥的人，實際上只是在借助抑郁癥這一標簽合理化自己的越軌行為，抑郁癥成為他們為自身開脫的武器。這或許也能解釋為什么一些人在負面新聞纏身時，會選擇為自己貼上抑郁癥的標簽，希望借此扭轉輿論。這類事件的頻繁發生則直接影響了許多人對抑郁癥的評判，“玉玉”“玉玉癥”等帶有明顯嘲諷意味的詞匯也隨之出現。
中國人對精神類疾病的認識在一定程度上晚于西方，在很長一段歷史中，精神疾病在中國只是指精神分裂，精神病等于瘋子的觀念也普遍存在。作為1949年以來第一個在中國進行精神醫學研究的美國學者，凱博文注意到，在中國，神經衰弱的發生率遠高于抑郁癥等疾病，尤其是患者本人，哪怕在經歷抑郁癥治療后有好轉，也依然堅信自己是神經衰弱這種器質性疾病而非抑郁癥這類精神類疾病。這些患者對抑郁癥的堅決否認讓凱博文訝異，他將這種表現歸于中國傳統文化和當時的特殊社會背景，在當時的人看來，抑郁更像是一種退縮和消極，只有當這些表現以器質性疾病命名，才能獲得存在的合理性。
近些年，大眾對抑郁癥有了更多了解，“心靈感冒”“一條黑狗”等表述的出現和流行，也使得抑郁癥成為可以被允許的存在，抑郁也終于不再是軟弱、矯情的代名詞，更不是有錢人、讀書人的專屬疾病，而是一種可能廣泛存在的生理性疾病。
認知的轉變也表現在對抑郁癥的敘事中，媒體對抑郁癥的報道也從最初的將患者“他者化”、對疾病污名化，逐漸轉為近些年常見的更具人文關懷意識、聚焦個體困境的報道。另一方面，大眾文化對“抑郁癥”的編碼，以及“憂郁”在中西方文化中的獨特審美內涵，給抑郁癥平添了幾分浪漫氣息。許多流行小說中患有抑郁癥的主角總是有著遠超于常人的智商、學識或藝術天分，而抑郁又讓他們散發著一種“病態才子”的氣質，使得一些人將抑郁癥與出類拔萃、憂郁詩人氣質聯系起來，于是，有許多人會選擇盲目認領患者身份，似乎患有抑郁癥是一件極具魅力的事情。
電影《飛越瘋人院》（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1975）劇照。
因為被浪漫化而擴大化的精神類疾病還包括雙相情感障礙，直到今天，這一疾病依然被一些人稱為“天才病”，甚至以梵高、伍爾夫、海明威等人為例，證明躁郁是一種天才的表現。
顯然，大眾媒介和文化工業一方面打破了精神疾病的“污名化”，另一方面，也在通過傳播形式的影響下，使得這些疾病被添上了神秘或浪漫色彩，直接導致這些疾病成了某種獵奇符號，另一些人則通過認領疾病來完成自我身份的獨特化。這也能解釋為什么越來越多人喜歡在網絡以精神疾病患者自居，他們期待獲得更多的是想象中的疾病光環。而當公眾人物參與到精神疾病敘事時，這種傾向會表現得更為明顯。
與名人“聯動”后的精神疾病
名人的影響力使得他們常常成為“意見領袖”般存在，名人效應甚至會體現在疾病知識傳播中。伊森·沃特森研究發現，在戴安娜王妃承認自己患有暴食癥后，英國暴食癥的發病率達到頂峰，也引起了全社會對暴食癥的關注。日本皇太子妃雅子患“抑郁癥”的消息，也很大程度上推進了“抑郁癥”在日本的普及。
《像我們一樣瘋狂——美式心理疾病的全球化》
作者：[美]伊森·沃特森
譯者：黃曉楠
版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 2016年8月
事實上，國內抑郁癥的普及同樣離不開名人的影響力，公眾人物每一次對精神疾病的討論，都會引發社會層面的關注。比如此前的張國榮、崔永元，近幾年的李玟、馬思純都讓更多人關注到抑郁癥可能帶來的癥狀和表現，也在一定程度上糾正了部分抑郁癥偏見。公眾人物借助自身影響力，讓精神疾病成為一種被看見、可以被討論的存在，這也有助于減少一些患者的病恥感，讓他們能更勇敢地表達自己的感受，也更容易被理解。從這一點看，公眾人物公開自己的患病史無疑具有正面意義。
另一方面，一些公眾人物為獲得繼發性權益，給自己貼上精神疾病標簽，并將精神疾病作為自身展演的一部分，而他們遠勝于普通人的影響力又使得濫用標簽產生的負面影響更大，精神疾病被再度污名化的風險也就更大。這也是為什么精神疾病患者會對公眾人物的精神疾病展演格外敏感，因為公眾人物的每一次刻意展演可能都在影響大眾對精神疾病的認知，從而影響患者們的生存處境。
電影《美麗心靈》（A Beautiful Mind，2011）劇照。
當然，那些真的患病且公開自己患病經歷的公眾人物也并非被所有患者接受，這些患者既希望能獲得社會支持，又擔心公眾人物參與精神疾病敘事會加劇精神疾病的擴大化，從而影響大眾對疾病的真實認知。正如不是每一次咳嗽打噴嚏都是感冒，也不是每一次情緒低落都是抑郁癥，不是每一次焦慮都是焦慮癥。但當公眾人物的參與使得社會過分關注精神疾病時，就可能導致一些并未患病的人群自我代入，進而又導致大眾對這些疾病產生錯誤認知。
從這一點看，希望讓大眾正確認識精神疾病、精神疾病患者的群體，似乎一直致力于將這些疾病的相關話語變得更科學、更符合精神病學診斷層面的定義，只有這樣，大眾才能真正理解精神疾病、理解精神疾病患者經歷的種種身心痛苦。
由此，我們又回到了精神疾病的特殊性。換言之，正因為這些疾病如此獨特，我們才會有如此多關于它們的敘事。
電影《憂郁癥》（Melancholia，2011）劇照。
當然，即便我們看再多患者的分享，閱讀再多相關文獻，甚至看了再多病例，我們可能都無法真正與那些身患疾病的人感同身受。正如魯赫曼（人類學家，著有《心分兩路：人類學家的精神科筆記》等）所言，共情永遠不可能準確。這一點在精神疾病患者身上，可能更為明顯。
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就無需再討論精神疾病，相反，正是這種獨特性賦予了精神病學以奇妙的吸引力，也讓我們深刻感受到，“人類思想和情感的景象，遠比我們大多數人在這個小小世界中所能想到的更加荒涼、更加崎嶇，但也更加惹人驚奇”。
作者/帕孜麗婭
編輯/西西
校對/劉軍
